周作人的晚年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立刻影响到周作人的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负同他联系的编辑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一文中说：

然而一九六六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已陷于停顿状态。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到了六月中旬，两位不谙外间事的老人还曾分写信来质问此事。我把信交给了财务科，并回信向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那阵子，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三名三高” 遭到炮轰，历史清白的著译者尚遭贬斥，历史上有污迹的更是活靶子。事实上，他们所译的作品已被斥为“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社领导在上级指示下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他们翻译作品，并预付稿酬，就更痛斥为“招降纳叛”。

７月１０日，他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章士钊（字行严），把自己现在断绝了收入来源的困境告诉他，向他求助。日记说：“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虽亦甚微，姑且一试耳。”１８日，章士钊派他的秘书王益知来看他，大概是先了解一下情况的意思。尽管这天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帮助，就只凭秘书来了一趟，记中就说“甚可感荷”。３１日，他的日记说：

此一个月不作事，而辛苦实甚，日唯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行严秘书王君曾云，当再次来访，因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窃自思惟，亦不禁悯笑也。

他把在南京老虎桥狱中写的咏叹古人的《往昔诗》三十首恭楷抄录，订成一册，托王益知转呈章士钊。另外，将他论汉字的长文《十山谈》的手稿赠送给王益知留作纪念。反正这时他这文章也已经无处发表了，把稿子交给王君，也许有托孤之意吧。这位王君也是够朋友的，后来他通过关系将这篇文章发表在１９８０年的《南洋商报》上。使这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力作得以保存和流传。北京鲁迅博馆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３年３月号首次将它在国内正式发表。

我们回想一下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前后周作人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义正辞严地斥责章士钊，而今天沦落到向他求助的境地，把自己心爱的作品亲笔抄录作为献礼，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也禁要为知识分子的卑微命运长叹一声了。

在周作人日记本上的最后几天里，人们可以看到，他没法找《毛主席语录》来看，找《毛泽东论文艺》来看，还特别记明：这语录本买不到，他是借孙儿的看的。大约他是想从这里了解到正在身边发生的事情吧。

８月２２日，一伙红卫兵冲击了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的末日来临了。文洁若的《晚年的周作人》一文写了这一段的情况：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岁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一批红卫兵索性住到他家里来了，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小。他们只允许周作人睡在洗澡间，睡在那里喂蚊子。这样过了半个月，张炎芳求得红卫兵恩准，在厨房的北角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周作人容身。文洁若的那篇文章接着说：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在中学当教员的张炎芳，每天得到学校去集中学习。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周作人的死，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炎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盛来一碗而已。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征候。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炎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炎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文豪鲁迅的生活琐事

　　在世人眼里，鲁迅总是一副抽着烟，冷眼看世人的孤独模样。这种形象在某些历史时期放大开来就愈加把鲁迅神话了。

　　岁月流转，几十年下来，鲁迅孤独斗士以及在暗夜里独自寻找真理和光明的政治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一时鲁迅被神话了，成了不食烟火之人，然而孤独的鲁迅却又是十分可爱的，生活中的处处透露出他的真性情，可见伟人也同样食人间烟火，尤其是他和许广平恋爱的那段甜蜜岁月。

一、鲁迅与许广平的亲昵称谓

　　鲁迅与许广平之间亲昵的称谓的不断变化，也透露出鲁迅可爱的一面。从“谨受教的许广平”到“学生许广平”、“鲁迅学生许广平”，再到小鬼广平，到最后，热恋当中的鲁迅称许广平为“小刺猬”，而后称自己为“大白象”。由此看来，恋爱不仅可以让人变年轻，更可以让人自然流露出本性里孩子般天真可爱的一面来。

　　在《两地书》里，还有一段更有趣真实的事情。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和许广平分别离开北平前往厦门和广州任教，在随后的四个多月里，彼此之间通信竟达八十多封，由此可见情感之炽热，诚是处于热恋中人。

二、鲁迅夜间小解懒得下楼，成＂无赖＂

　　当时厦门大学内的小路草丛里颇多小蛇，被打死许多，对此现象，鲁迅在《两地书》中这样写道：“这里颇多小蛇，常见被打死者，颚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从这段文字里，人们看到鲁迅生活中的＂无赖＂一面。

三、因丢烟头烧了林语堂房间蚊帐与林绝交

鲁迅和林语堂究竟有着怎样的隔阂呢？鲁迅与林语堂是因为一顶蚊帐而绝交的。说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顶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鲁迅曾两次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林语堂也介绍鲁迅赴厦大任教，几十年的友谊因为一根烟头而绝交。

四、鲁迅不修边幅乘电梯被误认为是＂乡下人＂遭拒 

　　1933年9月的一天，鲁迅身穿一件灰色的斜纹布长衫，脚蹬一双普通胶鞋，留着长长的黑胡须，去上海沙逊大楼里的华懋饭店看望史沫特莱。

　　鲁迅来到大楼门前，看门人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直截了当地说：走后门去。后门是为运东西和供“下人”们用的。鲁迅没有说什么，绕了一大圈，从后门进去。接着他进入电梯，开电梯的看了鲁迅一眼，却装作根本没看见的样子，不理会他。鲁迅想，等一会儿吧，再有别人上楼的时候，一道上去。

　　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第二个人来。于是，他便催促了一句：“我去七楼。”开电梯的对鲁迅从头顶到脚尖上上下下一番打量后，连手都懒得抬，把脑袋向另一边摆了一下，说：“那边有楼梯，走着上去吧！”没法子，鲁迅只得沿着楼梯一层一层爬到七楼。

　　鲁迅后来将此事告诉友人时，总结了一句：这样社会，古今中外，易地皆然，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鲁迅从＂文坛巨匠的神坛＂走下来，也是和普通人一样，甚至像个＂农民工＂闹出笑话，但这并未损其作为＂文豪＂的伟岸形象，因为生活中的鲁迅也是普通人，也时时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他的真性情一面。

　　据说，周作人追求一种平淡的境界，他愿意以平常之心看世界，所以一切都是平常的。尤其他与鲁迅是同胞兄弟，他眼里更多的是平常的鲁迅。

　　周作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给香港的鲍耀明的信中，对鲁迅的塑像，谈了他的看法：“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

--  八道湾１１号和周作人的晚年
1919年大地寒凝的季节里，地处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一座大宅院，迎来了它的新主人——从浙江绍兴迁京的鲁迅（周树人）一家。鲁迅系周家长子，早年丧父，家境日衰，自16岁开始即挑起家庭重担。后来，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先后在京谋得了工作，于是决定打破“越人安越”的旧习俗，举家进行“大转移”。这也是拥有12口

人的大家庭，在北京共同购买的惟一住宅。

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即与我父江绍原结下了师和友的双重关系。他们之间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常有交往，之后又接纳我们一家人住进这所故宅，先后达三十余载，因此对于故宅里发生的风云变幻、故宅主人经历的沧桑岁月，有所见闻。

这是一座具有“三进”四个院落的大宅院。初迁来时，鲁迅的母亲住中院北房；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鲁迅把中院西厢房三间作为自己的书房和卧室，为的是便于照顾母亲；后来又改住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间一套三间里，为的是便于静心写作（这里即是《阿Q正传》的诞生地）。全家人在院内种了许多花木，不但使空气清新，且显得生机盎然。

鲁迅对于两个弟弟十分关心。原来留在家乡侍奉母亲的三弟周建人来京后，即帮他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课程，随后又介绍他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工作。二弟周作人患肋膜炎住院，不仅由他亲自照顾，甚至四处奔走，借高利贷以应急……正是鲁迅为全家人尽到了一切责任，因此也得到了家人的尊重，兄弟之间和睦相处，手足情深非同一般。

家庭生活安定了，鲁迅和周作人在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大潮中，双双站在新潮的前列，步入了辉煌的人生路程。在共同居住于此将近4年的岁月里：鲁迅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举世闻名的《阿Q正传》以及《祝福》《药》等佳作，还译著了大量外国小说及文学作品；周作人也继《人的文学》问世后，又撰写了《平民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力作，同时还创作小说、新诗、散文等。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曾对当时日本知识界创办的“日向新村”十分赏识，并把“新村”的理想积极介绍到中国，使他名噪一时，毛泽东也曾登门拜访过他。周氏兄弟二人除了奋力创作，还热衷进步社团活动，如参加向北洋政府“索薪”请愿运动，抗议政府摧残教育，积极支持北京学生发起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等。

当年，这所故宅可谓是文坛巨子、著名学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这里留下过李大钊、毛泽东的足迹，蔡元培、胡适曾造访于此，许寿裳、钱玄同、俞平伯、孙伏园、沈尹默、刘半农、章廷谦、马幼渔、齐寿山等人，更是这里的常客。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了1923年秋，当兄弟二人正在为“文学革命”改造社会的战斗正酣时，周府遭到了晴天霹雳的变故，亲密无间的怡怡兄弟，在旦夕之间竟成参商。周作人竟然听信了其妻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辞和莫须有的谎言，不顾过去兄长对他的一往深情，给鲁迅写下绝情信，不许鲁迅再到他住的后院来，并拒绝了鲁迅要与他交换意见的要求，从此摧毁了往日全家的安宁。

周作人的妻子一向对鲁迅和周建人存有不满。她主持家务大手大脚，经常入不敷出，需借贷弥补，鲁迅曾为此劝其要节俭持家，使她更加不满。周建人在京因一时无工作、无收入，也经常受到她的蔑视。周建人赴沪工作后，曾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芳子又在她的阻挠下拒绝了丈夫的要求，并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等绝情的话。

由于信子把鲁迅视为眼中钉，从不满到忌恨，终于迫使鲁迅改在自室吃饭。为了推脱制造家庭不和的责任，她又利用鲁迅对她“不敬”的谎言，来激怒平日只顾读书写文、不谙家事的周作人，以达到自己在家里一手遮天的目的。当鲁迅被迫迁出故宅，回来取书物时竟又遭到周作人夫妇的咒骂和殴打。从此周氏一家分崩离析，形成了一场永不可解脱的人间悲剧。鲁迅在宫门口胡同购得固定住房后，将母亲接去居住，周作人前去看望母亲，兄弟也不再讲话。

兄弟失和后，八道湾的日常生活逐步陷入困境。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沦陷敌手，北京大学教员纷纷南下，而周作人不顾友人劝告，称留在北平闭门译著为生。但是，不久他即参加了日本军方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开始迈出了与日军合作的第一步。

不久，在八道湾发生了“遇刺事件”。刺客的子弹打在周作人的棉衣扣子上擦伤了皮肤，他捂着肚子从客厅跑回后院，倒在信子身上大喊“救人！”他的躯体虽未受大伤，但已吓破了胆，事后欣然接受由警署派三名便衣警卫进驻院内。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危险，他辞去了前往郊外的燕京大学的教席，接任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之职。1941年，汪精卫政府又委任他为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成为依附日本侵略军的御用工具。他开始大兴土木，翻盖住宅：在家中改建日本榻榻米式的卧室，供他夫妇享用；把鲁迅最早居住过的西厢房改为他的客厅“苦雨斋”；东厢房改为他的藏书库……但值得庆幸的是，家中的前院和后院没有被他改动，鲁迅撰写《阿Q正传》的书房以及后院曾经接待过中外名人、烈士遗孤的客房，至今仍以原貌保存，它们成为至今中外友人寻访这座故家的重要瞻仰地点。

周作人除了翻盖房屋，他又购买了大门对面的一块公地修建车库，购置了左邻的两座小住宅。从此，凡家中的家具、什物都去日本人开的商店买，家中不论大小生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治，过生日、过满月都要庆贺，终日车水马龙宴席不断，好一番高官厚禄的政客生活！

只是好景不长，他任伪教育督办两年后，即被罢了官，只保留一个国府委员的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将他逮捕，被解往南京关押，成为阶下囚。其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其家属被赶到后院北房居住，其他大部分房屋被国民党政府军队占用。

1949年北平解放后，即将倒台的南京政府将周作人取保释放，辗转返回北方（后经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其政治权利）。由于一家生活无着，周作人开始以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小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及编著关于纪念鲁迅的书籍；出版总署为了用其所长，邀他翻译希腊文学作品，每月预支他部分稿费以维持生活。后因其妻信子患病，医药费大增，他不得已将自己记载了68年的日记卖给国家（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八道湾旧住址自解放后，即由解放军一个连队进驻。许广平从上海迁居北京后不久，曾邀周建人同往察看。在后院的大槐树下，许广平向住在院里的人们说：“这所住宅中原属周作人的房产已没收归公，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房产，已捐献给国家。”她边说边环视院子一周又接着说：“我们把房子捐献给国家了，但是周恩来总理表示，今后这里将辟为纪念鲁迅的场所，建立一所鲁迅小学。”许广平讲后，周建人频频点头称是。当时我家也住在这里，许广平还亲自托付我母亲帮助关心这所院子的变化。

自从房管部门接管这所院子后，解放军退出，陆续搬来许多住户，从此形成了一个居民大杂院。周作人一家也同一般住户一样，每月交纳住房租金。他为了维持生活，在这嘈杂的环境里，仍然伏案译著。这时信子患病，时常与他争吵，他向政府申请恢复选举权也未获准，这使他深感凄苦，自称是“寿则多辱”。

信子病逝不久，他为了缩减开支，立即辞退了女仆张淑贞，辞信云：“近来因开支增加，每月须要付房租，并寄西安补助费，对于你处所送之款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谅是幸。”这位往日清高、讲究礼遇的周作人，虽已穷困潦倒，仍然不能采取当面讲明的办法，还须运笔致函，表现了他长期书写的习惯和士大夫气习之深。

周作人心绪稍加调整，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写作计划——翻译希腊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这是一部比较深奥的作品，译起来比较费力，但这是他多年来的宿愿，决心奋力而为。

他终于在80岁高龄之时完成了这一心愿，这部共20篇、计48万字的《对话集》被写进了他的遗嘱之中，书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可见此举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此时的他已是身心疲惫、身患前列腺肿瘤的老人，自以为可以平静地告别人世了，不料在他的生命之舟即将驶到尽头之时，又遭到了灭顶之灾。

“文革”风暴开始后，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了这座宅院，宣布对周作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他住的榻榻米卧室砸得稀巴烂，全家被洗劫一空。

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迫他老实交待罪行。他们为了留住周作人的“活口”，又把他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这些人将周丰一绑住双手，推倒在地，连踢带打，被打破的衣衫浸满血迹，人被打晕过去又被大雨浇醒过来，再斗再打，不让有喘息的机会。一个红卫兵在拷问中，还把周丰一的手表掠下来带在自己手上……

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也晕了过去。红卫兵们把他撵到狭小潮湿的洗澡间里，令其躺在地下木板上，只给玉米面粥充饥。他身穿黑布衣，上挂写着他名字的白布条，并且任凭人们在窗外观看和辱骂。后来，红卫兵们为了制造声势，扩大“战果”，又把其他“专政”对象也集合起来游街示众。游街时的周作人已无人色，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更无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边呻吟边爬行……历经多次折磨的周作人，曾多次暗求家人给他安眠药，渴望尽快了此一生，但未能如愿。直至1967年5月6日他才算结束了一生。此时此刻无一人在其身边，当人发现他死后通知其家属前去收尸送火化场，连骨灰也没有准许收取。

周作人逝世后，有人竟借此编造了一个谎言，诡称：在周作人逝世后，曾给亲友“寄去讣闻”，但亲友接到后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等等。而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会清楚，在惊心动魄的十年浩劫中，有谁会为一个“反革命分子”发讣闻、开追悼会呢？